基弗：“你偏爱留存下来的，而不是流动消逝的”

每个人都有点执念。因为卡夫卡（Kafka），我对K这个字母和用它作为缩写的名字很感兴趣。第一个K.是1945年出生的安瑟姆·基弗（Anselm Kiefer），在我看来，他天然属于“被命运化”的一代。 安瑟姆·基弗（Anselm Kiefer，1945—），画家、雕塑家，德国新表现主义的重要代表。1990年获沃尔夫奖，2008年获德国图书和平奖。 《基弗：日志1998-1999》 作者：[德]安瑟姆·基弗 译者：宁秋尧 版本：纸上造物｜商务印书馆 2026年5月 “积极的不自由” 安瑟姆·基弗出生的那一天，家乡多瑙埃兴根遭到轰炸，他的家被炸毁；他是在医院地窖里出生的。《基弗：日志1998-1999》中写道：“1945年3月8日，在多瑙埃兴根的防空警报中，出生于医院防空洞里……玛丽-埃贡街22号……”“在奥特斯多夫，你曾经推着旧童车捡粪，用簸箕把街上柔软的牛粪铲进车里。马粪更容易收集。每装满一辆童车，可以得到五芬尼的报酬。” 所以，对他而言，奥斯维辛、柏林废墟、纳粹与集体罪责，并非历史教材里的文字，那是他童年时期空气中的尘埃。那些尘埃落在任劳任怨的新德国人身上，后者试图用逆来顺受的态度换取不再轻提旧事。 但是总有一些人，怪眼一翻：轻提？难道“不再轻提”不才是真正的“轻”吗？ 这些人里面当然就有基弗。所以你知道，他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像某些战后艺术家那样，将艺术视为轻盈的风格游戏或自由漂浮的形式实验；对他而言，德国文化本身已成为一道无法撤回的命运。 基弗作品。 这让我想起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中托马斯的选择——因此昆德拉（Kundera）是另外一个K.。许多人把书中托马斯从瑞士返回捷克，解读为爱情冲动、政治选择，或存在主义的自我牺牲。我却越来越觉得，那其实是对“沉重感”的宿命服从。瑞士给他的是彻底的自由——自由到可以离开一切，自由到任何关系皆可取消，自由到人生只剩下一连串可逆的选项。其实在此之前，他的生活也大致如此之“轻”，因此他才选择了（昆德拉选择了让他）和特蕾莎结婚。众所周知，可逆的选择让一切都开始变得不算数；众所周知，逃离过一次的人会试图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逃离。 昆德拉真正恐惧的不是压迫——至少在优先度的排序上不是。托马斯自始至终都在逃避“轻”；逃避是因为他总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那些“轻”。或者说，那些“轻”轻而易举地降临在他身上。当人生只发生一次、没有永恒回归，所有选择便如没有重量的灰尘，既不沉积，也不留下痕迹，更无法形成命运。于是，人反而会渴望某种不可撤销性，渴望那句“非如此不可！”（Es muss sein!）。 因此，除了以赛亚·柏林所定义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外，还存在第三种状态：“积极的不自由”。“积极的不自由”不是单纯的被压迫。作为一种自愿的不可逆性，它是主动投身于一个会限制自身的处境，并从这限制中获得生命的密度——密度和重量是线性关系，因此，“重”就来了。 不是每个人都只拥有“生活/生命”（Life），有些人还拥有“命运”（Fate）。而命运之所以为命运，恰恰因为它无法被（轻易）取消。当然，这里要补充澄清一下：“重”与“命运”并不天然等同。有些沉重，其实只是被压住；有些轻盈，也未必只是空洞。真正重要的不是重量本身，而是重量从何而来。 “不可返航点” 基弗的艺术，正是在拒绝那种“一切皆可取消”的“轻”。 战后德国本有另一条更轻盈的路：遗忘、切割、去历史化，像后现代文化常做的那样，把一切化为可流动的符号。但基弗拒绝了在他看来非常“轻”的方式。他用自己的方式，强迫整个社会重新面对那些曾经发生、因而永远无法撤回的事物。这种姿态本身，便是一种“积极的不自由”。 读到这本《基弗：日志19998—1999》时，我越来越确定，基弗真正抗拒的，其实正是“流动性”本身。日志里，他如此写道：“你偏爱留存下来的，而不是流动消逝的。”又在另一处说：“徘徊在迷宫中即存在。”这种语气几乎已经接近昆德拉。因为真正令昆德拉恐惧的，也是那种毫无阻力、毫无停留、毫无沉积的人生——一切都在流动，一切都可以取消，一切都不留下痕迹。 1998年夏天，他在描述无所事事时的感受时——没有创作任务的日子——写道：“这种状态是失重的、悬浮的、令人不安的、难以相信的。不，它实际上根本不算一种状态，更像是一种无方向的漂浮、一种愈加轻飘的感觉、一种流溢，是的，正在流溢，大概像在浴缸里割开静脉可能会有的感觉。”“轻”等于悬浮，等于流溢，等于接近死亡。 关于植物、关于灰烬，他写道：“对植物而言，开花是如此极致的生命行为，以至于它终将为此殒灭。它在这里绽放得淋漓尽致，比可能的极限更甚，也因此燃烧殆尽。所以才有灰烬的意象，此前那番极致的绽放，以及花香散发时已经能嗅到的自我毁灭的预兆。”完全投入，因此燃尽——花朵的灰烬，不是死亡的残骸，而是最大限度地自我实现之后的必然结果。这是他对不